劳动者延迟退休，因关系国计民生，一直都是公众热议的话题。

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到，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那么，我国是否非要延迟退休不可？“渐进式”又该如何理解？同时，在实操层面，延迟退休应如何落地，才能在照顾老百姓不同需求的同时，又能缓解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压力？

关于上述问题，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新京报：为什么要延迟退休？是否非延迟退休不可？

董克用：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两种情况下会讨论延迟退休问题，一种情况是社会缺乏劳动力；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我国目前的问题所在，即与养老金相关的延迟退休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国家设计的养老金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比如智利、新加坡等，都是个人年轻时候存的钱，个人在退休后花，这样一来，退休年龄定在何时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这种模式并不涉及代际之间的负担问题。

但如果养老金制度是现收现付型的，像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这种模式，基本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的，其本质就是代际抚养，儿子交钱老子拿，孙子交钱父亲领，这种模式就会面临老龄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77岁，基本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看齐。这样一来，大家都很高兴，但这也意味着老年人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领取的总额越来越多，缴费的一代压力就大了。

雪上加霜的是，老龄化时代年轻“少子化”渐成趋势，这就导致新增就业者较少，久而久之，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之比就越来越大，过去是5个在职人员比1个退休人员，最终有可能演变为2个在职人员比1个退休人员，这种情况下，搞现收现付压力确实很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整体看主要有四种办法，第一，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随着期望寿命的延长，大家需要多工作一段时间，以保持领取养老金时间的适度占比，这样，在职一代的压力就降低了；第二，提高在职人员的养老金缴费率，这样一来，在职人员的压力就大了，上有老下有小，还需要缴纳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一般而言，这些费用个人和企业总计缴费率超过20%负担就很重了，现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大约是24%，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我国而言，提高缴费率的难度很大，这条路恐怕走不通。

第三个办法是降低老人的退休金，但可行性同样不大，客观分析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70岁、80岁的一代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前就业，工资很低，所以退休金也很低，再降的空间很小；其次，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改革初期的70%降到现在的约45%，举个例子，在职时候月收入1万元，退休后每个月只能领4500元，这一替代率水平已经比较低了，再降也难了。

实际上，国家也不希望采取这种方法，今年，我国即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给退休人员整体涨了5%的退休金，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后一个办法是公共财政补贴，其实，我国财政也补贴了很多，2019年，各级财政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供的补贴大概是1.32万亿元，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有限的资金补给穷人，像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还很低，全国平均每月才200多元，他们更应该得到补贴。

由此来看，从宏观整体看，城镇职工适当地、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或许是解决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比较适合的方法。但是我建议在落地的时候，能够更灵活一些，把选择权交给老百姓。

   新京报：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应该如何理解？

董克用：我理解的“渐进式”就是逐渐延迟退休年龄，而不是“一步到位”，比如某位先生原本应该2021年3月份退休，但政策希望这一年退休的人延迟3个月退休，他要到2021年6月份再退休；另外一位先生2022年3月份退休，政策希望这一年退休的人再多推迟3个月，到2022年9月份退休。这样一来，经过四年时间，累计延迟退休的时长就有一年了。所以说不是一下子就要从60岁延长到65岁，这就叫“渐进式”延迟，如何渐进，各国的办法也不同，我国的做法还等政策出台。

    新京报：在实操层面，延迟退休该如何落地？

董克用：我们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其实讨论的是两个事情，一是上面讲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渐延迟，延迟后对全社会每个人都是同样适用；另外一个问题是何时领取退休金的问题，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因为过去我们是把退休时点和领取养老金的时点合二为一的，我认为今后应该适当分离。

因为，最终何时退休的决定权应该交给劳动者，而不是硬性规定一个时间点。当然，对有任职期限的公职人员而言，要依从相关制度规定，不能自己决定。同样，对从事重体力劳动、有毒有害工种的劳动者，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应当有所照顾。而劳动者何时领取养老金，个人应该有选择权。一般劳动者可能退休时点与领取养老金时点一致，也会有劳动者两个时点不一致。

因此，在延迟退休政策落地时，也应该有一些政策弹性。比如，有的人十几岁就参加工作，工龄和缴费年限都很长或者家里有孙辈需要照顾，这些人就愿意早点退休，早领取养老金。但也有些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30岁才博士毕业，干的又是脑力劳动，他当然愿意多干几年，现在很多教师、医生达到现行退休年龄都仍在工作，如果不让这部分人继续工作，也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所以，不同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应该将法定退休年龄与法定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适当分离，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细化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细化的要点是让个人有选择权，愿意早领取的就少领些，愿意晚领取的就多领些，从政策上实现劳动者个人缴费阶段“多缴多得”，领取时“早减晚增”。这些方法在国际上都有先例。

整体而言，延迟退休应该给老百姓选择权，老百姓也是理性的，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式，这样一来，老百姓也就更能接受。

    新京报：现阶段来看，延迟退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如何解决？

董克用：首先，还是应该把延迟退休的宏观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第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政策在微观上应该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让不同情况的人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其实，由于社会平均工资在增长，按照目前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晚退休一年的人一定比早退休一年的人养老金拿得多，个人是不吃亏的。

    新京报：延迟退休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支持？

董克用：老百姓比较担心，自己即便愿意延迟退休，用人单位也不愿意再雇佣他们了。

所以，国家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高龄劳动者，企业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在裁员制度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引入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后来者先走”的做法，而不是在裁员时把年龄大的老员工先裁了。

因此，延迟退休这件事儿，国家要有政策，企业要有责任，老百姓才能更好地理解，老百姓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政策也才能更好地落地。